东航飞行员杨新宇的中秋节：心在一起，就是团圆

[51]这也是造成当前我国的法律从实施到实现的飞跃之路倍加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于这一方面的反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 （1）中国当代实际法制如何体现或承载了中国传统价值（法制）。清末拟定《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大清新刑律》草案时，军机大臣张之洞说该草案乃阅本法所纂，父子必异财,兄弟必析产,夫妇必分资;甚至妇人女子,责令到堂作证。

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这一历程，经过无量精英的无量努力，先后建成了大陆法系化的六法体系和苏维埃化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目前正在进行着坚持社会主义法制框架兼采大陆英美两大法系之长的兼容并蓄的法制变革。刑事法是一个中西暗合的法律部门概念，但中西有差异。未来的中国法制体系，应该是高度总结160年变革之经验教训的结晶。[13]沈家本《奏请编定现行刑律以立推行新律基础折》，见故宫博物院明清史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9年版，下册，第852页。

[27] 这是人们对清末民国年间中国民商、刑事、诉讼法制迅速西化过程的反省。直到与德文原意无差分毫，始成定草。如果要使被触犯和被玷污的寨神恢复对村民的眷顾，就必须用违犯者付出的代价祭祀寨心、寨神。

还是如前文，让我们再次接触来自地方的民族志： 个案3           琵琶鬼           曼村有一个长期寡居的妇女被认为是琵琶鬼，人们说她多次放鬼害人，邻村有多人受害。例如‘毁林开荒、‘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行为,就被花腰傣传统文化下的习惯法所包容,但现行法律制度对这种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视为犯罪。法律承认贵族、官吏、平民和贱民的不同身份…… 法律对身分的极端重视，结果产生了大量关于亲属及社会身分的特殊规定，与一般的规定并存于法典中。当儒家的以礼入法的主张得以实现，其实意味着儒家的分类观念渗入了法律当中。

任何一个社会对自己与周围的人的关系，如父母、同学、老师、朋友、邻居等等都有一个基本的分类（虽然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这种分类却规定了自己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语言方式、态度对待这些人是恰当和可以被接受的。四、对法律冲突的一种理解 当一个人从自己生活的地方去到一个和自己的文化有很大差异的地方，往往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和自己的法律观相冲突的世界里。

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智地思考，笔者都无法简单地得出曼村的村民或其他傣族群众是残忍和冷酷的结论，或者武断地说村民们无知、愚昧、迷信。假设，王麻子有一天决定在家宴请几个好友。这种地方性不仅指地方、时间、阶级与各种问题而言，并且指情调而言——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像能力相联系。因为，一方面，曼村及其邻村村民和傣族人民的友好、温和的性格以及底蕴深厚的傣族文化是我深深地切身感受到、无法否认的。

1月27日，村主任通过广播通知村委会干部、党员、召曼、布章开会商量对策。二是，盲人认识他周围的、通过眼睛见到的事物并不仅仅是一个视角适应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符号体系的认识过程，恰如罗德尼·尼达姆所言的领会诸如‘空间和‘形状这些词汇的意义。致力于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理论研究基层法律实践、边疆地区法治建设问题，主张把法律放在社会与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动态地考察法律、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其实，驱赶琵琶鬼的事件正是基于村民对原始宗教的信仰，对鬼的普遍存在的深信不疑。

放弃礼和礼治，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封建社会便无法建立和维持了，反之，当礼这种分类的观念体系被社会所接受并继而内化为内在的规范予以遵守，那么儒家的理想秩序也就得以实现。进入专题： 法律 人类学分类研究 法律文化 地方性知识 。

为了进一步说明，作者为我们介绍了4个法律人类学个案。例如，当我们讲到亲属称谓的时候，并非仅仅在谈论一种对人的称呼或代号，亲属称谓虽然首先表示出人与人之间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关系，但是它还包含一定的社会权利和义务关系在内。

在这部奇怪的百科全书的作者写作的时代，（1）属于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这些动物为什么出现在作者的分类系统中？难道乳猪、鳗螈对于当时的人们有重要的意义？难道人们对于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动物有什么特殊的处置？……对于这个奇怪甚至或许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动物分类出现的原因和背景，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动物在使用（假如有人使用）这个动物分类的作者和人们的心里有了一个位置，它们有秩序地存在于这些人的心里，它们再也不是杂乱无章地散落在荒山、草丛或旷野中无足轻重的生命，它们被有序地挂在了这些人的文化之网上——虽然在我们看来是多么的荒诞、可笑。罗德尼·尼达姆的这段话同时指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获得光明的盲人首先对杂乱无章的形式和色彩经历一番艰苦的认识过程，比如对桌子、床、书本、阳光、雨露……的认识，只有当他对这些所有对他来讲完全陌生的东西进行了恰当归类以后，即他建立了一套观念体系（而不是视觉）放置这些东西后事物才变成有秩序的存在。对于这种法律冲突可以讨论的空间仍然很大，但是将不是本章的重点。分类对我们人类思考和认识这个世界、了解自己的生活空间以及其中的活动来说至关重要。在这个故事中，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傣族和布朗族的分类体系中大象属于有神灵的类别，具有人力难及的超自然力，所以不敢也不能捕杀。只有符合这个分类系统的行为才是符合儒家理想秩序的，当法律儒家化之后，只有符合这个分类系统的行为才是合法的。

岩某当时没有付罚款，甩脱拦路的村民继续前往勐混。例如，对于一个农民，他必须对属于他的土地和作物进行分类——什么样的土地适合种植什么样的农作物。

五、结语 现代的国家法律和地方性的规范都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一套分类体系，但是国家法律作为一套精英阶层的知识产物，与地方性规范的最大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地方性的分类体系中容纳了人们的对人生意义的思考、生活的价值、对神的态度、对宇宙的想象、邻里相处之道等等非技术性的意义因素，就像曼村和短村的不准入寨的规则与人们对神的敬意相联系，这条规则的实现意味着村民们完美地表达了对神的敬意。对于作为一种与国家法律不同的分类体系的地方性规范，与国家法律产生冲突有时候是不能避免的。

从这个个案可以看出，这条不准入寨的规则与地方性的知识和想象密切联系。而儒家的礼又是什么呢？——儒家鼓吹的理想封建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人们的身份和行为符合它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和社会、政治地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礼。

而另一方面，村民们残忍的驱赶琵琶鬼的场面同样深深烙在笔者的记忆中。任何一种言说都只是言说中的一种，任何解释都只是解释中的一种。第三，短村旅游景点的短村缅寺、附近停车场及附属建筑物占了曼村4亩地，要求短村退还曼村。同样，这一个案也说明了地方性的分类系统是可以改变的，或者说地方性的分类系统的不足可以改变，国家制度和地方性的分类体系可以沟通，甚至可以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加以利用。

……‘琵琶鬼看似天灾，实则人祸。1998年曼村的邻村有一个生病的村民去世，该村的村民们认为这位村民的去世是被曼村的这个琵琶鬼害死的。

从分类的角度考察法律，把法律作为一种分类体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并不是想抹煞或否认法律的其他特性。而这起纠纷的发生及其解决无疑同样也是一个充满了地方特色的过程…… 这条规则的产生无疑与傣族、曼村所在地区的特定的知识型密切相关，与这一地区的分类体系有直接关系，否则，外村寨有人死——不准进村——召曼——罚款——1只鸡——祭寨心、寨神——龙林等等本来并无联系的事项就不会变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系统，规则将不可能出现，纠纷将不会发生或无从解决。

60年代的电影《摩雅傣》就是以真实的事例为背景拍摄的。从此，这位80多岁的老人过上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孤苦生活。

古代法律可以说全为儒家的伦理思想和礼教所支配。例如傣族驱赶琵琶鬼的现象就可是从医疗条件的改善入手解决。这个动物分类之所以不可思议，其实只是我们这些局外人认为不可思议。如有学者认为凉山彝族社会的传统，把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分为四大类十二种类别来处理。

本章2004年以论文形式最初发表在《现代法学》时，我还没机会接触到《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现在可以把这本书作者对于分类的阐释摘录如下，以进一步加深分类对人类生活重要性的认识： 人类把世界分类成不同的对象和关系是认知上的一项成就：人类通过这种方法在环境中创造秩序与身份，使之化为社会文化，其中也存在着相互矛盾和紧张的关系。相反，2000年发生在西双版纳的事件表明官员们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也表明有关制度出了问题。

分类意味着一个系统的产生，它是对我们生活中出现的及思想中的想象事物、现象、人等等的一个类别化和有序化过程。从世界的范围内来看，每个国家的法律其实也只是地方性知识的一种—— 一种规模巨大、效力层次极高的地方性知识。

相反，他们认为这是琵琶鬼应得的下场。这篇文章中的作者展示了花腰傣地区人们的罪与非罪、正义与非正义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正是一种特殊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分类体系，这种分类体系与花腰傣的生活领域有密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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